做过乞讨,惠英红讲述打不倒的人生

作者: 现代文学欣赏  发布:2019-11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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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剧照

惠英红人生经历坎坷

惠英红和陈家乐在《幸运是我》首映式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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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惠英红是在她的新片《幸运是我》的发布会后,听到粉丝们一直夸她年轻,56岁的惠英红开心得不行:“我一直都是少女啊。”很难想象,眼前这位满面春风的“少女”,竟能把电影里那个一头灰发、寂寞焦躁的孤独老人演得入木三分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,她演的就是她的妈妈,甚至是自己的人生。

惠英红与陈家乐

听“红姐”讲她的人生故事,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传奇电影的容量。童年时要过饭、当过舞女,却在20出头就拿下第一届金像奖影后,人到中年陷入事业低谷、一度抑郁到自杀,而后战胜心魔勇敢复出,时隔28年再度捧起金像奖杯……难怪她会说,自己的一辈子,活出了别人的两辈子甚至三辈子,而这些生活中的起起伏伏,不仅从来没有把这位“侠女”打倒,反而化作滋养其演技的沃土。“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”,大约说的就是惠英红吧。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刘韵 摄影 周巍

小时候靠“要饭”求活

说到惠英红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“打女”。她年少凭武打片成名,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首位影后;随后又成功转型为演技派,50岁时,凭借《心魔》中一个控制狂母亲角色收获第二座金像奖影后奖座。但她的人生充满坎坷,小时候家里穷,有过一段睡大街、乞讨为生的生活;在事业达到最顶峰时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;患病期间,母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患者……

从舞女走上打女路

不过,惠英红就好像她演过的那些刚烈的侠女一样,尽管命运虐她千百遍,但她永远不会低头。由惠英红主演的电影《幸运是我》将在8月26日全国上映,在这部电影里,她以母亲为原型,扮演一位年届七旬的老年痴呆症患者。近日,惠英红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,她坦言拍这部电影是为了治愈自己,也向记者分享了入行多年的心路历程。

祖籍山东的惠英红出身大户人家,8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5。迁居到香港后,父亲被骗光钱财一贫如洗,全家人只能蜗居在贫民窟,靠酒楼施舍的残羹冷炙勉强为生。为了生存,哥哥姐姐被送去学戏,只有3岁的惠英红和妹妹一起跟着母亲在湾仔红灯区乞讨为生,顺便向水兵们兜售口香糖赚一点钱。

A [关键词:邵氏]

这样的童年,恐怕任何人都是不愿意去回忆的。但惠英红却说,要饭的那十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“环境是很凄惨,睡大街、没学上,每天在街头跑十几个小时,但是我命好,所有人都疼我。”她说,虽然接触到的都是社会底层人,但他们对小孩子特别好,“水兵们会给我们买汉堡、炸鱼薯条,连喝水都只喝汽水。”

一边当主角,一边跑龙套

严酷的环境也锻炼了惠英红的“演技”。她学会了装可爱讨人欢心,懂得分辨什么人会买自己的东西。但到了13岁时,惠英红开始意识到,在街上抛头露面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,她不愿意再出门要饭,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,“我要脱离这里”。在湾仔的戏院门口,张贴着当红影星李菁的大幅海报,人们排着队争相买票。这一幕让她决定,自己也要当明星。

在邵氏电影公司,惠英红踏出了演艺道路的第一步。她的第一部作品是张彻导演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出演第二女主角穆念慈。凭借姣好的容貌和出色的功夫,惠英红很快成了邵氏导演的爱将。当年,张彻、李翰祥、刘家良都特别喜欢用她当女主角,惠英红更成为张彻唯一一个干女儿。采访中,惠英红跟记者分享了她与三位伯乐的小趣事。

“有一天看到报纸,夜总会招考童工去跳舞,我知道夜总会有机会踏到电影圈,就偷偷去报考,考中了。”跳了两年多,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在跳舞时被午马叫到一边。当时午马是张彻的副导演,在为他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寻找梅超风的演员。“第二天打电话说,不要我演梅超风,要我演穆念慈,我也不知道是谁,就说好好。”为了准备角色,惠英红还专门去了二手书店,租来一本《射雕英雄传》独自揣摩。

羊城晚报:你入行第一部戏是张彻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是如何被他发掘的?

“第一天去片场,第一场戏是穆念慈比武招亲之后被抓到监牢里,当时很多其他演员都来看新人,每个人都说,‘她不可能是第一天拍戏’,没想到我能做到说哭就哭,要多惨就多惨。”惠英红对这场戏记忆相当深刻,甚至现在偶尔还会把这场戏拿出来看看、回味一下。“当时我一点不怯场,因为以前跳舞的时候,500多人在底下吃饭。人越多,越要卖力表演。”

惠英红:当时我在全香港最大的中式夜总会——美丽华夜总会里跳中国舞。有一天,张彻的副导演午马走过来说:“张彻导演在外面吃饭,想找几个女生去试镜《射雕英雄传》梅超风的角色。”我跟着师姐就去了。试镜之后,张彻导演指着我说:“这个女生挺漂亮、挺可爱,做不了梅超风,但是穆念慈这个角色还没有人选,不如让她演穆念慈。”后来,我师姐成了梅超风,我就演了穆念慈。那时候,妈妈还不肯让我签约邵氏。因为每个月500元的工资,比当舞女的时候少很多。

22岁摘得首届金像奖影后

穆念慈有一场比武招亲的戏,我在试镜的时候表演了双刀。邵氏的很多导演都看过这个片段,张彻导演跟他们说:“如果你需要能打的女生,就用这个人啦。”

腿摔断了都不敢打石膏

羊城晚报:你也演过很多李翰祥的戏,可以说说第一次见面的场面吗?

《射雕英雄传》后,惠英红成为邵氏签约演员。“我跳舞时每月挣1000多,但拍戏只有500块港币,但我知道有一天能出头。”

惠英红:李翰祥看了我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耍双刀的表演之后觉得“这个人挺好看的”,让我去演《红楼梦》里的丫鬟麝月。第一次见李翰祥,我也天不怕地不怕。之前报纸登了《红楼梦》招演员的广告,我当时那么穷,也花钱拍了一张照片、寄了一封信给他,却没有收到回复。后来发现《红楼梦》的演员都不是招募回来的,所以见到李翰祥,我就直接对他说:“导演你骗我,你知道那几块钱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?”我不是故意引起他的注意,而是真觉得他浪费了我几块钱,但我的这段话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拍完《红楼梦》之后,他觉得我做得很好,从此以后,我成了他专用女演员,拍了六七部他的戏,我都是主角。

果然,1982年第一届香港金像奖颁奖,只有22岁的惠英红凭借张家良导演的动作喜剧《长辈》获得最佳女主角,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金像奖的动作女星。但领奖时,惠英红的心情却是“非常平淡”。“第一,我觉得电影很卖座,拿奖是应该的;第二,觉得不值钱,如果换成金子或者奖金,我才会觉得好。所以上台的时候,我只把领奖当成是表演的一部分,赶紧表演完就下来。”那时候,表演对于惠英红来说,仅仅是“脱贫”的一种手段。

羊城晚报:你凭借刘家良的《长辈》当上了金像奖影后,跟他之间发生过什么趣事?

获奖后,张家良导演帮她向邵氏极力争取,她的片酬终于涨到每部戏5万块。但这并没有让惠英红摆脱经济压力,“赚得多,演员花销也多,弟弟妹妹还要读书,所以我还得努力拍戏挣钱。”在她内心深处,始终有一个无法摆脱的恐惧,“我害怕不拍戏就会回到小时候的生活,所以逼着自己往上走。”

惠英红:刘家良也看过我耍双刀的影片,但是他没用我。直到有一次我在他的电影《烂头何》里跑龙套,他才注意到我。我演一群妓女中的一个,妓女头头就是女主角。有一场戏讲的是女主角要保护王爷,但演女主角的演员其实不会功夫,只拍了一个镜头就不干了,吃完饭回来,人不见了,剩下一个头套。导演很生气,就说:“快点给我再找一个女主角,那个耍双刀的女生,让她来!”直到我穿上女主角的衣服,他才看了我的脸,说:“挺好看的,不过你会不会打?”我说:“OK。”拍完那部戏之后,我又变成了他的专用演员。

此后,惠英红逐渐成为邵氏当家的“打女”,但风光的背后却是遍体鳞伤的“地狱式生活”。那时候拍电影,没有特效,没有替身,一切动作戏都靠真打真摔,没有任何武术功底的惠英红完全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。最严重的一次受伤,是她离开邵氏去嘉禾拍《扭记杂牌军》,这是香港著名导演钱升玮早期的一部作品。“有一场戏从四楼跳下来,腿上两条骨头‘砰的’就断掉,但那个棚明天就要拆了,还没拍完怎么办?来不及打石膏,我被抱着拍上半身的打戏,腿上只有皮和筋连着,那种疼……拍到快天亮才送到医院打石膏。”两个月后,钱升玮导演的《霸王花》又要开机了,但石膏至少要打三个月,“我再不好就要换其他演员了,就硬把石膏拆掉,可是没长好啊,到现在还是长短腿。”

说起来也好笑,我当时在邵氏,不时会在这部戏里当主角,那部戏又变成跑龙套,《烂头何》里更是又当主角又当龙套。但当时签的是月薪,无论拍多少戏,都是拿一样的工资。

年近不惑身陷抑郁症

接下《幸运是我》,惠英红形容这是一个治愈自己的过程:“我就是想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。这部片子不能实际帮到我妈妈,也不是伟大到能让其他人能得到什么益处。但做了一些东西,心里会舒服一点。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惠英红没有发现妈妈已经患病,因为当时她自己也受到抑郁症的折磨:“在这十年里,我跟妈妈有很多时候都是互相伤害的。我有抑郁症,那段时间我顾不上什么;妈妈是老年痴呆症中期,大家都有病的时候,会说出很多互相伤害的话。我妈妈也知道我有问题,她清醒的时候会尽量照顾我。”惠英红透露,她把自己跟妈妈的相处点点滴滴融入电影里,造就了“芬姨”这个有血有肉的角色。

以新人姿态复出再夺金像奖

B [关键词:打女]

在惠英红最红的时候,她就想到要转型。“但邵氏老板不让我转,怕影响我的侠女形象。后来离开邵氏,正好碰到《霸王花》系列,又要赚钱,来不及冒险。”一次次的错失机遇后,香港的武打片一夜之间没落了,取而代之的是《甜蜜蜜》这样的文艺片。

对这个身份,我又爱又恨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几乎是在短短一年之间,惠英红从女一号的位置跌落下来,来找她的戏不是演姐姐就是演妈妈,大多只是配角。“有的导演给我两三天的戏,我就把剧本一摔,这种戏让大姐我来拍?是不是老天爷在整我?”就这样蹉跎了三四年之后,惠英红发觉,自己已经翻不了身了。“之前是愤怒,怪别人,后来觉得是自己没用,像垃圾,赶快去死吧。”

惠英红曾经是华语影坛难得一见的“打女”。1981年,她凭借刘家良导演的《长辈》荣登香港电影金像奖首位影后之位,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凭借武打片获得金像奖影后殊荣的人。她坦言,“打女”身份给她带来了更多名利,也抹杀了很多可能性。后来,香港影坛武打片风光不再,年届40的她也不复当年的青春之美,于是,她从女主角变成投闲置散的次要角色,事业的瓶颈期让她患上严重的抑郁症。不过,现在回望当年那段黑暗的患病时光,她却说这或许是一种幸运。

惠英红选择了服药自杀。在被救醒之后,当她看到身边伤心无助的家人,突然清醒过来,“我的人生不可能就这样完了。”一向要强的惠英红向朋友求助,找到了最好的心理医生。“评估的结果是抑郁症,治疗了9个月,医生说我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”

羊城晚报:你怎么看“打女”这个身份?

但惠英红没有急着复出,她一边读书一边和朋友合伙做生意,慢慢找回了往日的信心与活力。准备得差不多了,她拉下脸来开始给认识的导演们打电话。“当时有人说风凉话,‘都不行了还跑出来演’,也有人对我很好,在圈里帮我说话。”这时,一部小成本电影《妖夜回廊》找到她,她借此片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同时,许鞍华的《幽灵人间》也让她获得金像奖女配角提名。“电影圈把我当成一个新人看,大家很惊讶,原来惠英红有能力拍文艺片。”

惠英红: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了前十年的风光、后十年的悲哀。第一次拿金像奖的时候也没有多想,第二天照常开工。那时候我知道自己很红,每一部戏的票房都很高。但当时还小,没想太多。拿了影后之后,我从月薪500港元变成5万港元一部戏。

直到2010年,惠英红凭借电影《心魔》再度成为金像奖影后。相比28年前领奖时的淡定,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她当晚在台上失声痛哭。“我很想拿这个奖。其实拿了第一次之后,我风光了七年,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到谷底……但我现在很有信心,我知道我自己属于电影,只要是好角色,我都会尽量做好。”

很多人都觉得动作演员是武行,不是艺术演员。所以时代一改变,没有动作片的时候,女动作演员就没出路了。我的包袱很重,后来就病了。患病那段时间,可以说是好运,也可以说是好惨,但如果没有那段经历,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

www.365488.com,56岁演“老年痴呆”

羊城晚报:患上抑郁症的那几年,是怎么走出来的?

只为弥补在母亲身上的悔恨

惠英红:那段时间我去治病,也读了很多书,自己有了不少提升。患病时,照镜子看到自己的样子会哭,十分没有自信。病好之后,我知道首先要让自己接受自己,要先对自己有信心,别人才会对你有信心。过了一段时间,觉得自己准备好了,我开始打电话找人,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找我拍戏。以前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,别人找我拍,我都拍不过来。但我要面对现实,这是第一关。所以我打电话给导演、给TVB,问有没有剧让我试一试。那段时间拍了《铁血保镖》、《巾帼枭雄》等等。

惠英红本来对《幸运是我》有点抵触,觉得演老人不能“美”,但她读过剧本后,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接拍了——把片中芬姨的年龄从七八十岁改成六十多岁。惠英红希望传达给观众,“认知障碍症并不是老人的专利”。而这都来自于她对自己妈妈的歉疚, “电影里所有的事情都在我妈妈身上发生过,我耽误了她十几年的病情。”

羊城晚报:很多武打明星年纪大了之后都面临转型的问题。在武打明星里,你向演技派的转型是很成功的,是怎么做到的?

惠英红说,其实妈妈50多岁就开始发病,但当时家人只是以为她记性不好,加上自己身患抑郁症,母女俩时常争吵。母亲常常忘记吃饭。有时候打开冰箱,里面塞满了蔬菜,已经化成水,都臭了。”还有一次,母亲在街上徘徊了好几个小时,后来还是被警察送回了家。惠英红一直以为妈妈是“好日子不能好过”,直到妈妈70岁那年因为骨折入院,才被确诊为老年痴呆。“照了个核磁共振,我一看,她的大脑已经萎缩到只有鸡蛋那么大,悬在中间,周围都是透明的。”说到这里,惠英红哽咽了,“那种疼,无法形容,我的眼泪马上掉下来,全身发抖。我才知道,原来她不是自私,也不是只爱看电视,是早就发病了。”

惠英红:我有运气的眷顾,当然也很努力。我的人生经验很丰富,病好复出之后,最先拍的是李志超导演的《妖夜回廊》。大家觉得那个角色很难,为什么我会演得那么好?其实那个角色说的就是一个很红的歌星,岁月蹉跎之后过气了,开始酗酒。这很像我,别人怎么演,也演不出我那种真实感。

此后,妈妈的病情恶化得很快,十几年来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,惠英红坚持把妈妈留在家里,并把自家改造成了医院,雇了两个佣人照顾她。

50岁那年,我演了《心魔》,也拿了第二个金像奖影后。不是谁都那么好运可以在50岁再当一次主角,所以这是运气;但是运气来了,我能够把握好。我觉得自己真的有付出,不是随便靠运气就能得到一些东西的。比如你看我好像就是坐在旁边看别人拍戏,其实我的脑袋一直在转、在思考。

为了演好芬姨,导演曾建议惠英红看一些相关的电影,但她说,不需要。“我和我妈生活这么久,有这个能力把芬姨演出年龄感,不需要给我特别化老年妆。”

羊城晚报:之前听说你拍完《Mrs.K》之后就要收山不再拍打戏,是真的吗?

《幸运是我》里有这样一幕,患病的芬姨在救助机构练习画画,镜头对准画板,她的作品好到让观众席发出一片惊叹。惠英红得意地说,那幅画其实是自己亲手画的。从小就有绘画天分的她,希望能在退休以后专注于画画,开个画展。

惠英红:56岁的女人去打,真的没几个能打得动了。我不想打烂自己的招牌,也不想总是用替身,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55岁的时候拍了《Mrs.K》,算是好头好尾吧。我是动作演员出身,也算是当时最成功的了。我用尽洪荒之力拍这部戏,希望有个优秀的收山之作。

“我的人生,每十年都有一个精彩,也有一个变动。到60岁的时候,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惠英红说,其实她的一生中最自卑的不是要饭,也不是抑郁,而是“没有学问,从来没进过学校”。

C [关键词:母亲]

60岁再去上学?看到记者疑惑的表情,惠英红反问,“那有什么不行?那时候没有任何压力,反而学习会很专注。”

拍《幸运是我》,是因为内疚

事业上东山再起,但56岁的她至今孑然一身,会不会担心像电影里的芬姨一样老来孤独?惠英红爽朗一笑:“有一个不好的伴儿,老来会更惨,我见得多了。”经历过大起大伏的惠英红,现在只想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。

必看场景一:

纪晨摄

开场不久,芬姨在自己家里很孤独地一个人坐着抽烟。

惠英红:这是我唯一加进去的一幕戏。因为有一次我回家,亲眼见到妈妈坐在饭桌旁发呆,很孤独的感觉。她一个人吃着一碟很臭的蒸排骨,已经不知道放了多少天了。她也没开灯,我看着那个画面,觉得很震撼,很想重现这种感觉。

必看场景二:

阿旭把芬姨客厅的古董椅子、沙发和旧电视卖掉,换了一台带3D效果的液晶电视。芬姨一开始还因为有新电视看而开心,但是电视换了之后,电视频道的号码也变了,以前按“2”就是亚视,现在按“11”才是亚视。记性不好的芬姨无法记住台号,她要阿旭把旧电视换回来,两人因此大吵一架。最后找回旧遥控器,芬姨又突然破涕而笑,就跟小孩子一样。

惠英红:老年痴呆症患者都会遇到相似的事情。电视遥控器曾经让我和妈妈产生很大摩擦,情况跟戏里很像。我妈妈每隔几分钟就会叫我过来开电视、关电视,一天要弄上四五十次,但她每一次都不记得几分钟前叫过我。平时我都顺着她,但有一天,我突然大发脾气,说:“你是不是想整死我,一天要开关几十次,我好累,可不可以放过我。”妈妈很愕然,眼里含着眼泪,一直说“我不记得了”。几分钟之后,她又突然笑着对我说:“怎么关了我的电视呀?”但眼泪还在那里。我很想把这种感觉拍出来。

必看场景三:

芬姨忘记了回家的路,一直走到尖沙咀柯士甸道附近。那边刚好在修地铁,整条马路变成大工地,芬姨看着贴在围蔽设施上的临时路标一筹莫展,在马路上茫然地徘徊。另一头,阿旭心急如焚地寻找芬姨,终于在工地旁找到了芬姨。情急之下,阿旭免不了对芬姨一阵抱怨。

惠英红:我妈妈曾经迷路无数次,最严重的一次是警车带她回来的。她去街市买菜,警察看到她从斑马线的这头走到那头;几个小时后,警察巡逻完一圈回来,看到她还在斑马线走来走去。警察问我妈:“阿婆,你在这干什么?”我妈妈眼里都是眼泪,说很害怕,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、怎么回家。警察从她的身份证里找到了一张有家庭地址的纸条,那是我写的,于是就将她送回来了。我妈迷路的那个街市,她已经去了十几年了,天天都在那里饮茶。当时我不知道她有老年痴呆,警察走了之后,我跟妈妈吵了一架。现在回忆起来,我仍然非常内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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